煤炭生产效率是一个老话题，但在去产能的背景下，有必要把两者联系起来，再谈这个话题。

　　我国煤炭生产效率是主要采煤国家中最低的，且国内不同规模、不同区域、不同类型煤矿之间的生产效率差别很大。目前我国平均煤炭生产效率不到1000吨/人·年，是美国、澳大利亚的十分之一。

　　从国内看，一般大煤矿生产效率高于小煤矿。以千万吨矿井为主体的神东集团为5500吨/人·年，效率最高;以大型煤矿为主的国有煤炭企业平均效率约2000吨/人·年;小煤矿一般为300吨/人·年至500吨/人·年。地区之间差别也较大，西部普遍优于东部。西部资源条件好的内蒙古煤矿生产效率为4000吨/人·年，东部煤矿一般为1000吨/人·年。从开拓方式看，露天煤矿一般高于井工煤矿。

　　我国煤炭开采技术装备水平不比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德国、南非差，强于印度、印度尼西亚、俄罗斯，生产效率差距如此之大的主因是煤炭资源开采条件差，有5000多处煤矿仍采用炮采等非机械化开采方式，主要是小煤矿。煤层构造复杂、灾害严重矿井多，集中在西南、华东、华北、东北。这些地区以大中型煤矿为主的煤炭企业生产效率一般在4吨/工至10吨/工。此外，也有办矿模式和管理水平、承担社会责任等原因。

　　相比而言，美澳煤矿生产集约化程度高、生产组织简单、管理层级少，煤矿生产一线和管理人员少;煤矿工业广场设施简单，地面辅助生产尽量采用外部专业化服务，一般没有生活广场，矿工居住在附近城镇，生产辅助人员和生活服务人员少，煤炭生产效率高。

　　未来，在全球煤炭需求总量增长缓慢，主要产煤国家煤炭产能普遍过剩的大背景下，笔者认为，压减过剩产能需要很长时间，相当一部分低效率煤矿将难以长期生存。

　　山西、陕西、内蒙古、宁夏、甘肃等地高效率的煤矿生产的煤炭和进口煤炭，将进一步对东部、中部和西南地区煤矿生产的煤炭形成竞争压力。

　　笔者建议制定长远产能退出规划。

　　一是，可考虑重新定位大型煤炭基地的功能和作用。目前大型煤炭基地的划分是在2003年提出的，现实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。未来二三十年，应强化山西、陕西、内蒙古、宁夏、甘肃大型煤炭基地的作用，发挥其资源优势，稳定生产规模，提高产能利用率，适度增加煤炭产量;减小东部、中部和西南地区生产规模，逐步减少产量，加大煤矿退出力度。进一步提高煤矿生产效率，在技术装备方面，发展自动化、信息化、智能化;在管理方面，减少管理层级和地面人员，加强专业化服务，降本提效，释放高效率先进产能的潜力。

　　二是，研究东部、中部平原地区煤炭开发必要性，为指导煤矿产能安排提供参考。东部、中部很多煤矿处于平原地区，矿区地面以农田为主，土地稀缺，村庄和人口密度大，煤炭开采与土地塌陷引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，也影响煤矿生产效率。在新形势下，应评估煤炭开采的经济和社会效益，煤矿提前退出对煤炭供应的影响和带来的各种问题等，为产能安排提供参考。

　　三是，制定产能退出的长远规划，让市场各方面有比较明确的预期。煤炭资源开采条件差、环境影响大的低效率、高成本产能退出，既是市场竞争的必然趋势，也是政策要求。煤矿所有者对此要有清晰认识，早做打算。去产能是一项长期任务，目前产能退出的政策考虑到未来3年至5年，时间偏短，落后产能退出的时间表还不够明确。有关部门可借鉴德国鲁尔区煤矿关闭做法，宜制定至少10年期的产能退出长远规划，提出法律、政策和财政安排，分步实施产能退出。

作者： 李瑞峰 任仰辉